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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在经济上,国统区经济情况也不断恶化。工农业生产普遍衰落,苛捐杂税盛行,工人农民陷于赤贫之中。

  抗战以来,国民政府的税收锐减,为了应付日益庞大的军政开支,只有大量增发纸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速上涨。

  据统计,到1944年,货币发行量比战前增加180倍,物价上涨约2100倍。其结果使大多数依靠工资生活的工薪阶层,包括机关公务员、部队官兵、学校教职员和文化界人士,收入直线下降,陷入饥寒交迫的悲惨境地。而少数达官显贵、军政官员和不法商人却利用囤积居奇、投机走私获得了大量财富,国统区社会两极分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社会不满情绪日益滋长。

  团内各种刊物经常发表文章,揭露当时社会上存在的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指出其对政权造成的巨大危害性:

  “在今日社会上,仍可到处找到许多时代的罪人,事实摆在面前,我们的祖国里还有许多假公济私、贪污枉法的官吏,怠惰自私、拥有工具材料而不生产的工业家,贪得无厌、囤积居奇的商贾,奢华浪费、醉生梦死的太太小姐,这种骄荒淫佚的风气正如一支惊涛骇浪中的大船,船底下所生的许多虫,是我们抗战建国的大障碍,如若不予彻底消灭,会使我们这支大船,全部沉没的。”

  “试看社会上一种因循敷衍,欺骗虚伪,黑暗腐化的官僚恶习,已成了蒂固根深,贪污舞弊,自私自利,土劣流氓地痞等行为,到处触目惊心,对于政治建设的进行,可谓满途荆棘,一筹莫展。青年团员对此,实负有协助地方政府改革扫除的任务。”

  有的作者通过你自己的经历,揭露地方官吏互相勾结,盘剥民众的事实,要求团员以身作则,协助政府严惩贪污,肃清吏治:

  “贪污为阻挠政治清明之蟊贼,其为害也,胜于虎狼;其吸食民膏民血也,毒于蛇蝎。盖虎狼之害犹可避,而贪污之害不可躲也;蛇蝎之毒不必普遍,而贪污之毒几无人不遭也。作者于某县工作一年,在此过去一年之中,亲睹贪污事实,真骇人听闻!上自县长下至军事科长、国民兵团副官、常备队长、某一区区长、某一县县长…彼此勾通,逐层剥削,而纯正朴实之民众,只有束手待毙,不敢过问,怎么样提高民众抗敌情绪,如何使民众对国家政府发生信仰。查此贪污人员,曾受相当训练或为本团团员者,竟复如此,殊堪痛心!”“民众所最感痛苦以及迫切解除者,莫过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之剥削。青年团员应…一面检讨自己,切勿涉足贪污歧途,一面以合法手续,检举他人贪污事实于政府,严加惩处,以肃贪风,而清吏治。”

  与团内的这种呼声相适应,中央团部也在正式文件中增加了有关反腐败的内容,并把它作为团员的行为准则之一。

  “为排除一切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障碍,每一团员应以热情、勇敢、不畏强御与大公至正之精神赴之,如官吏之贪污、土劣之舞弊横行,奸商之囤积走私,应以合法之手续,为负责之检举。”

  在三青团一全大会筹备期间,中央团部决定把检举贪官污吏和奸商方案列入大会的中心议案。

  筹备者宣布大会的中心议案,将包括“检举贪官污吏和奸商方案”,“发动纯洁热忱的青年和团员,严密检举贪官污吏,以肃清贪污的风气,并且切实调查囤积居奇的奸商,由政府予以惩处,平抑物价,解除民众痛苦,这两件事,团长对我们的期望最为殷切,我们要根据团长的意旨,订定严密的方案,切实执行,期无负团长殷切的期望”。

  三青团一全大会通过了《检举贪污舞弊,取缔囤积居奇,以转移社会风气,严肃战时生活案》。

  “近年以来物价高涨,民生益困,而社会风气之苟且颓靡,与国民心理之因循散漫,究其主因:一则由于不肖官吏之贪污、受贿、营私舞弊,一则由于奸商富户之囤积居奇,操纵市场,此实民族之败类,战时之罪人,苟不铲除,则一切政令无法实施,经济无法维持,而抗战垂成之局,亦必受其阻碍,而转趋于危殆。”

  虽然早在两年前,中央团部就曾发布六条指示,号召展开反对腐败运动,“惟两年以降,此种恶劣之形势依然存在,而各地团员对此项指示之遵行,显系不力”。

  其一,“各地团部应就工商业与机关团体服务之团员中,选择热忱精明之优秀份子,组织检查机构(若干组),专负调查并检举官吏营私舞弊、贪污受贿,与奸商囤积居奇、操纵市场之责,每组三人至五人,经常交换情报,并研究调查检举之方法。其目的在协助政府实行法律制裁,并以培养国民之守法精神(以政府管制法令为本)”。其二,“各地团部与学校团部应选择学生团员并发动社会团体组织战时生活劝导队。每队若干人,用宣传劝告之方式,以纠正社会一切不良之生活小习惯(如烟酒赌娼及一切违反战时生活之奢侈浪费等行为),其目的在发动社会力量,实行舆论制裁,并以培养良善之社会风气(以新生活纲领为准)”。

  上述制度化的努力,目的仍在于协助政府实行法令和改善社会风气,其对象主要是社会上存在的一般腐败现象。然而当时腐败之风已弥漫于政权内部,许多政府高官也卷入其中,仅仅采取上述措施已经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下,三青团反腐败运动的注意力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在三青团一全大会上,四川支团代表屈义林提出了《拟请规定团员生活,限制干部资产,以巩固本团革命基础案》,联署者达46人之多,其中不乏团的高级干部。

  “本团为实行之先锋,一切俱应以身作则,使全国青年确信本团为革命之集团,并坚定间之互信,故亟应防止资本家及地主混入本团,及本团之变为资本家或地主以奠本团革命基础于不坠。”

  “一、青年团团员不得将财产存放于外国银行。二、青年团团员非因工作需要,不得以眷属住外国及外人势力支配之下地区。三、本团干部财产举行总登记。四、凡私人财产总额超过五万元以上者不得为本团干部。”

  以限制干部私人财产的办法来防止官吏腐败,这在当时具有很大的针对性,也是内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故此案提出后,立刻受到重视,被认为是“关系最大的提案”,有的人觉得“原则虽对,但方法尚待考虑”,“希望有更详细正确的办法,本团推行有效后更推行至于全党”。

  1944年3月,三青团举行一届二中全会期间,各地干部根据其平时所接触之各方情况,纷纷痛切陈词,认为时局至此,如不改弦更张,必将陷军事、政治、经济于绝境。

  书记长张治中感到问题严重,邀集各地负责干部到北温泉举行三天秘密会议。会议检讨当前时局,一致认为环境极其恶劣,局势“岌岌可危”,后果“不堪设想”;并猛烈抨击孔祥熙,认为改组行政院,撤换其职务,是“澄清吏治,转移社会风气的第一个步骤和前提”。

  会议向蒋介石建议:“对于抗战以来所定之各种政策,拟请作彻底之检讨”;“对官吏之,利用其地位与困难之机会得致巨富者,应予严厉之处置”:并“请速改组政府”,将“已失众望之大员,立即罢免”,明白准确地提出了“倒孔”的要求。

  三年前发生的“倒孔”运动,还只是地方团队的自发举动,而现在“倒孔”已经成了中央团部主动提出的目标,这说明随着危机的加深,三青团的反腐败运动也在不断升级。

  但现在面对社会经济现实,许多干部心里也产生了疑惑:现行政策真的符合民生主义吗?

  “对主义有认识有信仰之青年,一旦自觉民生主义之实现大成问题,内心彷徨,热情锐减,此时尚赖民族大义勉强维持阵容,但其实际之损失,已非数字所能计及。”

  因此,三青团批评的矛头现在不仅针对个人,也开始涉及现行经济政策,甚至指向了“官僚资本”:

  “就目前国家经济财政之设施而论,与民生主义之理想相去太远,且间有背道而驰者。最大之症结,乃在物价高涨,没有办法解决当前实际之问题。一部份不肖之官吏与奸商,利用国难发财,致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民族败类之手,逐渐造成官僚资本之趋势,驯至政府一切措施,自上而下,层层变质,官穷民病,苦闷不平。”

  “官僚资本之倾向,必须以有效之办法,予以彻底之扫除,方能争取青年之同情,提高之信念,此乃一定不移之理也。”“严禁官吏兼营商业,毋分权贵亲要,违者必罚,并举办官吏及国营事业从业人员之财产登记,征收累进之所得税。至于政府大员之生活起居,亦为全国青年与革命所深切留意,无法同甘,必须共苦。违此义者…予以罢黜。”“严厉惩办贪污,特别从位高权重者着手,并予青年团员以举发之责任,以提高团之革命性,对于团员之合理行动,尽量予以鼓励,使能不畏,发扬斗争精神。”

  一句话,反腐败必须从内部开始,尤须从“权贵亲要”和“位高权重者”着手!这是他们在实践中得出的结论。

  国统区发生的经济变化使团内许多人相信,眼前正在进行一场财富的重新分配,社会财富正以惊人的速度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在此次对日长期抗战过程中,种种事实上中国经济业已发生彻底之变革;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而产生之财富重分配,毁弃战前中国固有之经济基础及社会组织,使当前之社会经济及伦理观念陷人动荡紊乱状态。此一铁的事实苟…听任其自由发展,则中国经济演变前途亦不堪设想。”

  少数人的巧取豪夺是如此残酷,它使一般人民生活破产,人与人之间只剩下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并导致了道德沦亡,文化破产,社会混乱:

  “战时畸形发达之商业资本与在战争状态封锁下仓卒建立之少数工矿业,不仅未能指示中国经济发展之坦途,而且其本身之脆弱幼稚及简陋…故目前各业所呈现之动荡不定幻影…充分暴露现阶段中国经济基础之不稳固。其次,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形态亦经发生剧烈变化。中国大家庭制度在此次战争中已彻底破坏,家庭经济依赖之生活已不复存在;…社会方面,经济生活之混乱,更非笔墨所能形容。战争刺激下所突然活跃之商业资本,使人与人之关系除利害以外别无道义可言,一切均以买卖方式出之,所谓‘经纪人’、‘追逐利润’、‘自私自利’、‘争夺财货’之种种行动,均经充分的发挥尽致,毫无掩饰,已非战前可比。残忍冷酷、角逐、欺诈、谲诡、巧骗、掠取、剥夺之事层出不穷,不少人大声疾呼:道德沦亡!文化破产!为被毁弃之旧道德、被摧残之文化人痛哭流涕呼吁救济。因此一般人民生活变动无常,朝不保夕,财产之得丧移转于转瞬间发生明显的变化而不可预测,职业之流动日夕不停而无从稳定,事业之经营因简就陋而无长期计划,资金之流转趋向比期厚利而无生产。总之,一切经济行为,脱离原有社会约束陷于混乱放逸而不上轨道。此种变革剧烈迅速之程度,实开古今中外历史之先例。”

  许多团干自认为是奉公守法、全力投身抗战建国事业者。然而数年以还,抗战者徒然流血牺牲,奉公守法者愈益贫困,乃至几无立锥之地;而贪污腐化者却愈益富贵,甚至官居高位,弹冠相庆。社会不公,是非颠倒,莫此为甚:

  “于是向之为革命对象者,今居然为革命之领导人矣。向之反对者,今居然为政治之决定人和执行人矣。而向之为革命荡家破产流血流汗者,今成寄人篱下,仰人鼻息之孤苦零丁矣。一批人流血,另一批人做官,此种事实,诚为目前现象之主因。”

  他们认为如果照此发展,今后世界将成贪污腐化者的世界,为国牺牲者和奉公守法者将无立足之地。

  “甚至党内团内,亦多认为依照现势演进,则战时中国固为贪污土劣奸商之世界,而战后中国,亦仍将成为彼辈或其后裔之世界。良以抗战八年,忠党爱国之士,或牺牲生命,或牺牲学业(包括子女教育),或家破人亡,战后已是精疲力竭,而一般贪污土劣奸商及其子女,正可利用其金钱或学位等,争取社会及政治上之优越地位。”

  是可忍,孰不可忍!这种极度的不平心理和切身之感,也为三青团的反腐败运动提供了强烈的精神动力。

  前面曾经提到三青团一直觉得自身处于政府与青年之间,具有双重的责任和义务。而现在由于受拥护政府的义务之约束,不能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以满足青年的希望,导致三青团蒙受牵累,名誉受损,号召力大为减弱。

  “团有其革命使命,事实上自为革命之集团,但一方面则团之地位,不能以在野地位自居,因而对于政府之政策与一切措施,有绝对拥护之义务,且负有协助推行政令之责任。然现在政令之不能贯彻执行,政府之措施,由于官吏素质之复杂,未能尽如人意,复为不可讳言之事实。例如本党之经济政策,自应以民生主义为依归,而现行之经济政策,难免不无与民生主义不相符合之处。又如修明政治,为全国人民所希望,但吏治之澄清,尚未能一一符合理想。在此种情况下,团一方面受拥护政府巩固政权之义务所约束,一方面又不能使现状一一符合革命青年之理想与希望,往往革命性无从表现,号召力因而削弱。”

  “一因本团渐由政治性偏重教育性,不容青年发泄热情;二因近年社会经济已成畸形之发展,青年对于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但为环境所限,又不许其凭借革命精神,采取直接行动,故团之吸引力大不如前。”

  三青团借此机会表达了自己的强烈不满,含蓄地提出了改变自身性质和地位的要求。在他们看来,唯一的解决之道就在于改弦更张,摆脱过去的种种束缚,重新加强团的革命性和政治性。“今后应加强团部之政治性,本协助并拥护政府之精神与决心,一面与政府之工作密切配合,一面对不良之政治现象,如腐败、贪污、土劣之类,应授权各级团部尽量检举,并予以保障,以求政治之彻底澄清,期符合全国革命青年之殷切期望。”

  由此可见,伴随着反腐败运动的发展,三青团现在已经不能够满足于“教育性”、“社会性”等清规戒律,而要求加强团的“革命性”和“政治性”。

  在此名义下,三青团要求改变自身性质和地位的企图,也终于获得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到抗战后期,国统区的危机已经无可掩饰。团内许多人士都不得不承认,政权沉疴已深,积重难返。

  “今日中国政治,言内政则贪污充斥,土劣横行,,纲纪荡然;言经济,则工业凋敝,囤积盛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言社会则好人愈贫,坏人愈富,没有正气,没有曙光,在在均使一般青年厌恶,吾人从事团务工作,虽随时以建设新中国号召青年,而青年所目睹者,则为官僚资本主义之腐败现象。”

  三青团的许多干部团员以极其忧虑的心情,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关心着政权的命运:

  “我们的国家,目前正遭遇着一个严重的阶段,我们担心国家,‘莫在胜利中沉沦了’!(大公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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